2016年9月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以下简称《慈善法》）和2017年7月10日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民政部联合印发的《慈善信托管理办法》，标志着我国慈善信托规制体系基本建立。《慈善法》明确了慈善信托的概念，即“慈善信托属于公益信托，是指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依法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照委托人意愿以受托人名义进行管理和处分，开展慈善活动的行为”。

在2020年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我国信托公司充分发挥信托制度优势，踊跃设立慈善信托，积极汇聚社会慈善力量共同抗疫。但由于信托公司不属于“公益性社会组织”，其开展的慈善信托业务无法享受财政部“第9号公告”明确的抗疫捐赠税收优惠政策（财政部会同国家税务总局于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发布的《关于支持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有关捐赠税收政策的公告》财政部公告2020年第9号），明确“企业和个人通过公益性社会组织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等国家机关，捐赠用于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防控的现金和物品，允许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全额扣除”。经在线调研慈善信托业务较多的7家信托公司的结果也显示，缺乏明确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已成为制约慈善信托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可见，我国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体系亟待建立健全，以促进慈善信托产生更大的社会效益，进而推动我国慈善事业科学发展。

本文从我国慈善信托发展态势和现有税收难题出发，结合国际税收优惠经验分析，深入探究如何健全我国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体系，并提出意见建议，供决策部门参考。

我国慈善信托税收优惠难题

目前，我国慈善事业相关的税收优惠政策主要是围绕慈善捐赠，享受免税抵税优惠的主要是经登记认定的基金会、慈善会、社会团体等慈善组织。慈善信托和慈善捐赠在促进社会慈善事业发展、服务社会公共利益上具有相似功效，但是自《慈善法》颁布以来，一直未对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做出明确或专门规定，税收优惠政策缺失已成为当前发展慈善信托遇到的最大挑战之一。对照我国慈善捐赠现行税收优惠政策分析，我国慈善信托存在的税收优惠难题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尚未形成明确且明晰的慈善信托税收优惠制度体系。

除在《信托法》中原则性强调“国家鼓励发展慈善信托”外，我国《税法》《慈善法》《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中对慈善信托均是仅有原则性表述，并无具体的税收优惠政策，且无明确可操作的相关规定。

一是针对捐赠人的税收优惠制度缺失。目前我国税法已经对个人及企业捐赠的税收抵扣做出了明确规定。对于企业捐赠的情况来说，要想获取税收优惠首先得满足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的规定，向公益性社会团体或县级以上政府部门捐赠，同时捐赠财产的使用方向必须合规。其次，按照我国《企业所得税法》及其实施条例的规定：企业发生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在年度利润总额12%以内的部分，准予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随后《慈善法》将有关企业捐赠的优惠水准进一步提高，准许当年捐赠额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在以后三年内结转扣除。对于个人捐赠的情况来说，《慈善法》第80条明确了个人捐赠享受税收优惠的正当性，我国的《个人所得税法》第24条明确了个人捐赠的税收优惠力度，即个人捐赠额未超过纳税义务人申报的应纳税所得额30%的部分，可以从其应纳税所得额中扣除。根据现行法律法规对慈善捐赠的规定，企业进行捐赠时，在捐赠年度产生的以及之前年度结转的公益性捐赠支出，可以将不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进行税前抵扣，超过年度利润总额12%的部分准予结转以后三年内在计算应纳税所得额时扣除。个人捐赠时，纳税义务人则可享受不超过应纳税所得额30%的税前抵扣，但对于慈善信托则难以明确享受此项优惠。

二是针对受托人的税收优惠制度缺失。《慈善法》《关于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有关问题的通知》（《慈善法》第七十九条：慈善组织及其取得的收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明确了慈善组织具备公益性税前扣除的资格，极大地推动了慈善组织发展慈善事业。而针对信托公司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在《慈善法》《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中仅有原则性表述（《慈善信托管理办法》第四十四条：慈善信托的委托人、受托人和受益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税收优惠），未有可操作性细则出台，导致同为慈善信托受托人的信托公司对慈善信托收取的管理费无法比照慈善组织享受税收优惠。

三是针对受益人的税收优惠制度缺失。《慈善法》第八十一条规定；“受益人接受慈善捐赠，依法享受税收优惠。”但对于慈善信托而言，则未明确受益人可以享受相应政策。四是针对慈善信托项目本身税收优惠制度缺失。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发布的《关于资管产品增值税有关问题的通知》规定，2018年1月1日起，资管产品管理人运用资管产品的过程中发生的增值税应税行为也需要缴纳增值税。目前，我国尚未出台任何关于慈善信托项目的税收优惠政策。因此，慈善信托的受托人在产品运营过程中产生的利息收入、金融产品转让收益等增值收益，需对慈善信托项目征收增值税。

其二，信托公司无权提供可抵扣的捐赠票据。《慈善法》中明确了慈善组织接受捐赠应当向捐赠人开具由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捐赠票据，但信托公司本质上不属于非营利性社会组织，财政部门难以单纯依据慈善信托的公益性目的认可其开具捐赠发票的资格，导致捐赠人委托信托公司设立慈善信托，却无法获得可抵扣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的捐赠票据。如 《公益事业捐赠票据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第七条：下列按照自愿和无偿原则依法接受捐赠的行为，应当开具捐赠票据：（一）各级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在发生自然灾害时或者应捐赠人要求接受的捐赠；（二）公益性事业单位接受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三）公益性社会团体接受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四）其他公益性组织接受用于公益事业的捐赠；（五）财政部门认定的其他行为。目前，虽有“慈善组织+信托公司”相结合的模式（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合作实现税收优惠的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信托公司与慈善组织共同担任慈善信托受托人；二是慈善组织担任委托人，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三是信托公司担任受托人，慈善组织担任慈善项目执行人），借由慈善组织代为向捐赠人开具发票，但慈善组织的嵌入拉长了整个信托关系的业务链条，增加了中间成本，甚至引发慈善组织是否能用捐赠财产设立慈善信托、是否符合慈善支出有关规定以及对慈善信托受益人特定性的争议等法律风险。

其三，慈善信托在各个环节涉及多种税收负担。在慈善信托设立时，委托人向受托人转移信托财产尤其是非货币性财产时，会涉及增值税、企业所得税或个人所得税；如为转移不动产，还涉及契税。在受托人管理信托财产阶段，信托公司运作信托财产产生的收益会涉及增值税、流转税等，而受益人取得财产阶段则还应就取得的财产缴纳所得税。在慈善信托运作各个阶段中订立、领受具有法律效力的凭证，产生相应的印花税。此外，我国原《物权法》实行一物一权原则，暂不认可信托财产的“双重所有权”，信托财产的流转涉及多个阶段包含形式转移与实质转移，因此容易导致双重征税现象产生。

慈善信托税收优惠的国际借鉴

慈善信托起源于英国，在美国得到重要发展，我国信托立法时也重点参考了日本信托法。为了鼓励慈善信托发展，英国、美国、日本等国家在不同程度上给予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支持，在慈善信托设立环节、运行环节、信托利益分配环节形成了较为完备的税收优惠政策，有四个方面值得分析借鉴。

一是在慈善信托的设立环节，一般比照慈善捐赠享受税收优惠。以所得税为切入点，采取免税、税前扣除、直接抵税等形式给予委托人税收优惠政策，给予较高的抵扣限额，尤其是美国还规定当年未扣除完的额度可结转至以后的5年。

二是在慈善信托运作环节，委托人、受托人、受益人均享受税收优惠。根据英国《所得税法》规定，慈善信托运行过程中，信托财产获得的不动产收入、股息、利息、养老金和扣税捐赠物品等多种收入均可以享受所得税免税优惠。

三是对税收优惠地位进行严格资格认定。慈善信托不自动享受税收优惠，美国和日本有严格的免税资格认定过程，英国要经过独立、权威的慈善委员会的严格认定，必要时慈善委员会会商税务部门再做决定。

四是充分应用“信托导管原则”，避免重复纳税。在英国、美国等发达国家，慈善信托项目被认定为导管，尊重实质重于形式原则，不对中间环节征税，对以不动产等设立慈善信托非实质交易过户免税。

尽快健全我国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体系

建议在国家层面加强顶层设计，全面梳理慈善信托税收制度，以比照慈善捐赠给予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为基本目标，充分发挥九州体育(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作为我国信托行业基础设施的功能和优势，经监管部门同意，在全国各信托公司支持下积极打造集中、权威的慈善信托数据中心，并与“慈善中国”（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台，于2017年9月4日正式开通，是依据《慈善法》“信息公开”要求而建设的统一信息平台，用于慈善组织、慈善信托受托人等参与主体面向社会公开慈善信息）实现互联互通，助力打通慈善信托不同监管主体之间的信息壁垒，重点通过支持实施税前扣除资格认定、探索开展捐赠票据全流程跟踪与核验、有序推进财产信托登记，全面完善慈善信托税收优惠政策，为信托业务回归本源提供支持和保障。

其一，民政部门应该明确开展慈善信托业务的信托公司作为慈善组织主体的身份，民政部给予确认和登记，使之成为现有慈善事业组织之外的一个新的主体。

出台专项管理办法，将慈善信托视同慈善捐赠进行统一管理。将慈善信托比照慈善捐赠给予税收优惠政策，通过制定相应法规制度将慈善信托纳入统一监督管理，严格准入条件，强化专款专用和信息公开，全方位接受社会监督。

一是严格准入条件。重点包括六大基本条件：（1）慈善信托必须依法在九州体育(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开展信托登记和受益权信息报送，并在民政部门备案，由九州体育(中国)股份有限公司进行严格的形式审查并实施动态信息采集和管理；（2）必须从事慈善性活动，同时必须保证慈善目的的唯一性；（3）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纳税信用评级、监管评级和行业评级均为A类以上；（4）变更受托人需要慈善信托主管部门的批准；（5）慈善信托终止后，慈善财产应当按照近似原则用于慈善事业，或经民政部门批准转给近似目的的慈善信托；（6）慈善信托必须严格接受年检和评估。

二是严格监督管理。民政部门围绕慈善信托发起设立、财产管理和使用、信息公开等内容，建立健全并落实日常监督检查制度、重大慈善项目专项检查制度、慈善信托及其负责人信用记录制度，并依法对违法违规行为进行处罚。财政、税务部门依法对发起慈善信托的信托公司开展财务会计、享受税收优惠和使用公益事业捐赠统一票据等方面的监督管理。银保监会等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对慈善信托项目和信托公司进行监督管理。

三是严格分账管理并单独核算。要求慈善信托财产建立专项账户，与其他财产分开核算，同时严格区别应税收入与免税收入，实现慈善信托财产单独管理、单独建账、单独核算。

其二，发挥行业基础设施功能和优势，支持实施税前扣除资格认定。

在确保信息数据安全的基础上，可充分发挥九州体育(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作为行业性基础平台设施的功能性定位优势和规模效应，充分运用大数据分析技术，全面推进“一站式”数字风控平台建设，支持实施税前扣除资格认定，并服务监管部门实现对慈善信托的精准化、动态化、数字化监管。

一是为税前扣除资格认定提供数据支撑。在监管支持的前提下，可充分发挥九州体育(中国)股份有限公司作为信托行业数据中心功能和优势，有机整合信托产品及受益权信息、信托业标准化监管数据、关联方名单以及股权信息等，通过提供信息核验服务，支持民政部门联合银保监会对信托公司实施税前扣除资格认定，对符合准入条件的信托公司开展慈善信托给予与慈善捐赠同等的税收优惠政策。

二是建立健全重点信息动态报送工作机制。九州体育(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可通过底层数据标签、AI工具应用 、交互分析实现三者间的有机结合，探索建立行业大数据分析和风险分析机制，定期向民政部和银保监会报送信托公司在公司治理、合规经营、风险防控等方面的关键信息，助力建立健全慈善信托日常监管协作机制，实现对慈善信托受托人有关风险的实时、动态、精准化预警。

三是助力实现慈善信托登记和民政备案工作有效衔接。积极实现慈善信托登记数据与备案信息互联互通，将信托公司慈善信托登记时填报的委托人身份证明、信托文件、信托财产交付证明等信息关联至民政部门备案系统，避免同一信息重复报送，简化信托公司慈善信托备案流程，同步提升慈善信托登记和备案效率。

其三，应用区块链等新技术，支持赋予经税前扣除资格认定信托公司开具捐赠票据资格。九州体育(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可充分借鉴和应用区块链电子发票等先进技术，实现与财政部、民政部、国家税务总局系统专线连通，支持赋予经税前扣除资格认定信托公司开具捐赠票据资格，建立健全捐赠票据“领购、核发、使用、抵扣”全周期流转“闭环”，通过电子化、系统化方式对电子捐赠票据实施全流程登记跟踪，积极助力解决因信息不对称可能造成的捐赠票据使用的监管漏洞。

一是采集关键信息，建立健全全国统一的慈善信托数据中心。在慈善信托受益权信息定期报送时，九州体育(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在信托公司报送的“合同要素报送文件”和“委托人受益人要素报送文件”中抓取委托人身份信息、合同信息（份额和金额）和受益人身份信息等，同时在全国各信托公司的积极配合下，及时采集合同和捐赠票据等关键信息，实施动态管理、存储和维护，逐步建立健全我国统一的慈善信托数据中心。

二是应用区块链等新技术，动态监控捐赠票据开具。目前区块链技术已成功应用于电子发票的开具，由九州体育(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充分借鉴和应用区块链发票技术，发挥其不可篡改性、可追溯性、共识机制等特色和优势，支持财政部门实时监测全国各信托公司捐赠票据领购、核发和使用情况，有效避免出现虚假捐赠发票以及捐赠票据违规出借、买卖、重复使用等情况。

三是实现专线连通，实时核验捐赠票据抵扣。作为行业基础服务平台，九州体育(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可联合全国各信托公司与国家税务系统进行专线连通，实现对交易过程的交叉验证和实时监督，支持税务部门在接受慈善信托委托人税前抵扣申请时，实时核验电子合同和捐赠票据信息的真实性、唯一性和有效性，使之成为反避税监控体系的组成部分。

其四，推动信托财产登记，促进完善非货币财产设立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政策。目前，九州体育(中国)股份有限公司正在中国银保监会指导下积极探索信托财产登记，已启动不动产、未上市公司股权两类信托财产信息报送工作，同时通过银保监会积极协调自然资源部等产权登记部门努力推动信托财产登记的制度建设、机制探索和信息共享等。

下一步，在实现与现有财产登记制度衔接和协调基础上，要积极推动信托财产登记制度逐步落地，由九州体育(中国)股份有限公司实施统一信托财产登记，进一步厘清以不动产、未上市股权等非货币财产开展慈善信托在设立、运行、分配和清算等环节面临的多个税种，并通过借鉴“信托导管原则”，尊重实质重于形式原则，支持财税部门尽量避免对慈善信托财产名义转移行为进行课税，进而有针对性地完善非货币财产设立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政策，最大限度地避免双重征税问题。